在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历程中我曾两次思考这个问题，十分幸运的是最终都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认为那是我遇到的无数问题里，寻找到的最好的答案。

最初我很怀疑，孩子是否要上学。当时我10岁，那年夏天，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

战败使日本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之前，我们孩子，还有大人，接受的教育一直在说，我们国家最强大最有力量，说天皇是个神。然而战后我们明白，天皇也是人。

当时的美国，是我们最害怕、最憎恨的国家，可是后来，又是这个国家成为我们要从战争废墟中重新站起来最需要依赖的国家。

我觉得，这样的转变是对。可是战争刚结束一个月，我就不愿去学校上学了。

因为直到仲夏，一直说“天皇是神，美国人是恶魔”的老师，竟然十分自然开始说起完全相反的话来，并且也没有对我们做一些诸如以前的教育是错的之类的交待。他们教我们说天皇也是人，美国人是朋友，是那么自然而然。

进驻的美国兵乘坐着几辆吉普车开往密林的小村落，那天，学生们摇着自制的星条旗用英语高呼“HELLO”，站在道路的两旁，夹道欢迎了他们。我从学校跑出来，跑到森林中去了。从高处俯视山谷，小模型一样的吉普车沿着河边的道路开进了村庄，如同豆粒大小的孩子们的脸虽然看不清楚，可是他们的“HELLO”喊声却听得真切，我流了眼泪。

第二天早晨，我虽然动身去学校，但是一到那里，我便径直地从后门出去，走进了树林。我在那里一直呆到晚上。我有一本大的植物图画册。我在图画册中寻找着树林里的每一棵树的名字和它的特性，并将它们一一牢记在心。由于我们家是从事森林管理工作的，所以我觉得熟记这些树木的名字和特性，对我今后的生活有用。树林里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树木，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名字和独有的特性，这令我激动不已。当初我在树林里记住的许多树木的拉丁文名字，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不想上学了。我想：如果我独自在树林里，拿着我的植物图画册好好地学习树木的名字和特性，那么等我长大了，我就能凭着这些本事养活我自己。此外我也知道，即使我去学校，在那里我找不到能让我如此着迷的树木，也找不到像我这样对树木感兴趣并能与我一起谈论树木的老师和同学。人们为什么非得去学校学习那些与成年人的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呢？

秋日里的某一天，虽然下着大雨，我还是走进了森林。雨越下越大，林中到处流淌着从前不曾有过的洪水，道路被泥浆淹没。天黑了，我无法淌过山谷的水流。我发着高烧，昏倒在一棵大玉兰树下。第三天早晨，我们村里的消防队员在那里找到了我，救了我一命。

我回到家里后，寒热仍然不退。我像在梦中听到从邻近城市赶来的医生说话：什么治疗方法、吃什么药都无济于事了。说罢，医生就走了。只有我的母亲怀着一线希望，精心地护理我。一天夜晚，我虽然还在发烧，身体十分虚弱，我却从似乎被笼罩在热风吹拂的梦幻般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我发觉，我的头脑又清醒了。

我躺在日本人房屋里惯常有的那种”榻榻米”上，它直接展开在铺满稻草席子的地板。我的母亲坐在我的床头，她已经好几个夜晚没合眼了，她俯视着我。我试图讲话，缓缓地，声音轻得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

“妈妈，我会死吗？”

“我不相信你会死。我会为你活着而祷告。”

“医生说了，这个孩子多半会死。他治不了我，我都听见了。我相信，我一定会死的。”我的母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要是你死了，我就再把你生出来一回，你不要担心。”

“可是如果我现在死了，那么你再生出来的那个孩子就不是我了，就是另外一个孩子了。”

“不，是同一个孩子，”我母亲说，“如果我把你生出来，我就会把你现在所看见和听见的，把你所读过和做过的，统统讲给这个新生的‘你’听。由于新生的‘你’也讲你现在讲的语言，这两个孩子就是完全一样的。”

我觉得我没有完全地理解她的话。可是我安心地睡着了。从第二天起，我的身体渐渐地康复起来。到了冬天，我又自愿去上学了。

我在教室里学习，而且也到学校的操场上参加棒球游戏活动。我还会常常陷入沉思。像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莫非就是在那个发烧的病儿死去之后，我母亲再次生出来的那个孩子？我莫非就是这个新生的孩子，接受了那个已经死亡的孩子讲述过的所见所闻、所读和所做的一切，并且这种记忆在其内心就像一种自身经历一直存在着？我莫非接受了这个已经死亡的孩子所使用过的语言，并且如今在用这种语言思维和讲话？这个学校的孩子不全都是那些未能长大成人就已经死去了的孩子们的替身吧？这些孩子的所见所闻、所读、所做的一切是否有人全都给这些替身孩子讲述过了？所能证明的就是，我们大家都讲同样的语言。我们大家上学不都是为了学习这门语言，并使之成为我们自己的语言吗？然而为了接受已经死去的孩子们的语言和经验，我们不仅必须学习日语，而且也必须学习自然科学和数学，甚至还得学习体育运动！如果我只是独自地走进森林，拿那里的树木与我的植物图画册里的树木做比较，那么我就不能代替已经死去的孩子，成为一个新生的孩子，与那个孩子一致的新生孩子。所以我们大家都得上学，一起学习和做游戏。

也许你们觉得我在这里讲述的这个故事有点儿怪。虽然过了很久，我又想起了这件事儿，但是，今天我作为成年人也不能真正理解，我当初在冬季开始时曾确切地理解了的东西。那时我终于康复了，我怀着一种愉快的心情重返学校。不过，我讲述了这段我迄今还从未记述过的往事，我是希望，你们，现在的儿童――新生儿童的你们，也许会正确地理解它。

我记得的另一件事，是我作为成年人的一个经历。我的长子，一个名叫Hikari的男孩，生下来时脑袋畸形。在他的后脑勺上有一个大鼓包，看上去仿佛他有两个脑袋，一大一小。医生为他切除这个鼓包，在手术时，他们尽量避免伤害大脑袋；后来又缝上了伤口。

Hikari很快就长大了，可是到了四五岁他还不会说话。他对各种声音的音高和音色特别敏感，而他所学习的第一种声音不是人的语言，而是鸟儿的各种鸣声。不久，他一听到某种鸟的叫声也就能说出这只鸟的名字来，这只鸟的名字他是从一张鸟叫声的唱片上学来的。7岁时，他比正常孩子晚了一年上学。Hikari上学了，进了一个“特别班”。班上有各种残疾孩子。其中有的孩子整日大声叫喊。有的孩子不能安静地坐着，而是必须不断地来回走动，或碰桌子，或撞翻椅子。每逢我从窗户往里看时，我总是看见Hikari用双手捂住耳朵，僵直着整个身体。

所以，作为成年人的我，又一次向自己提出了曾经在儿时向自己提出过的同样的问题。Hikari为什么必须上学？他熟悉鸟儿的歌声，向他的父母学习鸟儿的名字，这让他感到开心。我们返回我们的村子，生活在林中自己建造的一所小屋里，这岂不是更好吗？我就会在我的植物图画册里查阅树木的名称和特性，Hikari就会听鸟儿歌唱，说出各种鸟儿的名字来。我的妻子就会为我们俩作画、烧饭。这有什么不可行的？

但是Hikari，是他自己解决了我这个成年人的难题。在Hikari进了这个“特别班”一段时间之后，他找到了一个跟他一样憎恨喧闹声音的朋友。从这时起，他们便总是双双坐在教室的一个角落里，手拉着手，忍受着他们周围的喧哗。此外，每逢这位比他自己还体弱的朋友要上厕所时，他总是帮助他。对于在家里事无巨细都依赖父母的Hikari来说，能够帮助他的朋友这真是一件全新的幸事。从此以后，人们才注意到并排坐在距离其他同学稍远些的椅子上倾听收音机里音乐的这两个孩子。

一年以后，Hikari发现，他理解得最好的语言不再是鸟儿的唱声，而是人们演奏出来的音乐。他甚至把他的朋友写的、广播电台播送的、他们最喜欢听的乐曲名字的纸条带回家里；他把这些乐曲的唱片找出来。老师们也注意到了，向来沉默不语的这两个孩子，如今在交谈中竟能说出诸如莫扎特或巴赫这样的词儿来了。

Hikari和他的朋友一道上完了“特别班”课程，在这所特别学校毕业了。在日本，供智障儿童念书的学校以第十二年级学习期满毕业。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我们作为家长听到了老师的通知：Hikari和他的同学们从明天起不必上学了。

在随后举行的聚会上，多次听到自明天起不必再来上学消息的Hikari说道：“这真奇怪。”他的朋友从心底里回答说：“是呀，这真奇怪。”两个人的脸上泛着一丝微笑，表示出惊讶的神情，却透着宁静。

我以这一简短的谈话为由，为Hikari写了一首诗，起初曾在他母亲那儿上过音乐课偶尔自己作曲的Hikari把这首诗谱成了曲子送给了他的朋友。从这首曲子演变而成的《毕业变奏曲》曾经在音乐会上多次被演奏过，获得了许多听众的喜爱。

今天，音乐对于Hikari来说，它已经成为发现自己丰富的内心活动、与别人交流和使自己与社会沟通的最重要的语言。这棵幼芽是在家里种下的，但是只有在学校里它才得以萌发出来。不只是日语，自然科学和数学，还有体育和音乐也是深刻了解自己与别人交流的必不可少的语言。这同样也适用于外语。

我以为，为了学习这些知识，孩子们就必须上学。

摘自《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一书

大江健三郎（おおえ けんざぶろう），毕业于东京大学，是日本著名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完成学业，从东京大学法文专业毕业，著有《广岛札记》(1965年)、《作为同时代的人》（1973年）和《小说方法》（1978年）等作品和文论。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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