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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婴堂里的天使
【2054】by1 2021-06-24 最后编辑2021-06-28 14:52:48 浏览831


这些儿童虽然会死,但死前受洗了,死后就可以上天堂,你们失去的只是生命,得到的却是天堂


从一个侧面证明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是真的。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们的很多人就会以为,人不至于坏到这个地步,是国人迫害妄想了。实际上,他们确实被洗白了,你们这些暴民怎么能这样对待传播文明的西方传教士,怎么能去污蔑这些善良的传教士。这件事的曝光,可以一改国人对近代传教士的错误认识。历史书上虽然说他们是侵略者,横行不法。然而很多人无法理解,拒绝相信,反而给他们唱赞歌。实际上,西方殖民者的暴行是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也持续到很晚。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实行白澳政策。

在加拿大一所寄宿学校挖出215具儿童尸骨,年龄最小仅有3岁。官方表示,已经确认有4100名土著儿童在学校死亡

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江苏丹阳县人民发现教会墓地埋葬儿童尸首七十余具,育婴堂内亦无一活婴,遂产生公愤,群起将教堂焚毁。官府速派兵弹压。激起邻县无锡、金匮、阳湖、江阴、如皋等县,群众们自发组织起来,开展反洋教的爱国主义斗争。在列强的压力下,清廷派两江总督刘坤一弹压闹事群众,将六个知县一并惩处,又将二十一人逮捕判刑,赔款十二万元结案。

武昌万婴墓建于1951年,墓前建有白骨塔一座,并铭刻碑文:“这里埋葬的是被帝国主义分子所虐杀的一堆中国婴儿的骸骨。我们特建这个墓碑,让牺牲的婴儿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让我们中国人民永远不忘帝国主义者的血腥罪行。”

武汉花园山育婴堂:1929年,圣若慧善功修女会成立,其主要工作就是管理本育婴堂。二十多年接纳婴儿数万人,存活率只有千分之二,"育婴堂"成了杀婴堂,花园山成了婴儿的白骨山。育婴堂在花园山占地九千六百七十二市方尺,但是,“育婴”的地方却只有两个方丈(共约18平方米)大小的房间。1946年以后,收进婴儿757名,死了713名。1951年3月,当地政府收到大量揭露育婴堂内幕的控告书后,接管了育婴堂,接收时,幸存婴儿只有35名,幼女48名。幸存婴儿骨瘦嶙峋,满身疮疥溃疡,幼女都被折磨致残或头癞、眼瞎、痴呆,所有婴幼儿无一健康。

温州救济院育婴所:从1947年1月至1949年10月,共收婴儿1392名,死了1086名

上海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从1936年至1949年,共收进40000多名婴儿,活下来只有197人。据民国2年出版的《上海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概况》载:“每年统计,辄在四千左右。……收数虽多,而挽救所得,目前襁褓至二三岁之幼儿,仅有一百二十人……,自四五岁至十五岁左右;十五岁以上者,则有八十人;总数约五百五十。”据民国19年统计(《徐汇记略》),自创办起共收婴儿11464人。据《圣心报》民国33年5月统计,已“不下八万人”。修女们收受婴儿后,即为之付洗,一待婴儿夭折,即被视为“窃取了天国”。该堂每年还将婴儿付洗人数上报罗马“圣婴会”,凭此而获得了奖状。1953年,徐汇区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育婴堂立“万婴碑”。

据广州市民政局统计,自1933年至1951年3月由人民政府接管时止,18年中死亡的婴儿约4万名,死亡率高达94%。

旧时福州天主教“仁慈堂”虐杀婴孩,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福州群众在西北郊马鞍山挖出数以万计的婴孩骷髅,群众愤怒地称为“万童坑”,人民政府下令将那些虐杀中国婴孩的外国传教士统统驱逐出境。

有的婴儿甚至被当作“科学试验品”,婴儿备受虐待而大批死亡。就现在,西方国家还在第三世界国家用人体做实验。很多以为的谣言,并非空穴来风。

为什么他们要搞慈善呢,为侵略为敛财掩人耳目。现在很多所谓慈善也是如此。现在他们依然可以拿着办了多少育婴堂,收养多少儿童给自己贴金,而绝口不提没活下来几个。

旧中国的人活的再悲惨都不是任人屠戮的理由。因为中国人会饿死,会病死,所以日本人就可以肆意屠戮我们?自己都饿死几千万上亿人了,还差日本人屠戮的几千万?这是什么逻辑。

旧中国是有弃婴溺婴,但送去育婴堂就是希望孩子活着,如果知道真相是这样,很多人自然会另外想出路,很多孩子就能活下来。育婴堂虚假宣传,只收不养,害死了这么多无辜儿童,居然有人替他们开脱,什么送出去就是不管孩子死活,育婴堂就可以随意处置,给埋都是积功德,活下来一两个更是要会感恩,这是人话吗。西方殖民者的逻辑:这些儿童虽然会死,但死前受洗了,死后就可以上天堂,这是莫大的恩赐。虽然传统社会有重男轻女,有溺婴弃婴,这都不是给育婴堂开脱的理由。就把几万孩子扔大街上,活下的都比送育婴堂多得多。

关于弃婴溺婴,在没有避孕手段的情况下,是无法避免的,很多家庭确实没能力再养育了,优先想到的是送人,实在没地方送了才会弃婴溺婴。很多人会说是父母先不要的,送出去的或者被抛弃的小孩就没人权了吗,就可以虐杀了吗。至于惨虐程度,纳粹集中营就洗澡一下死了,怎么能和育婴堂比。

徐汇圣母院育婴堂幸存者回忆





干涉中国内政,践踏中国行政主权。各国传教士每到一地,便恃有领事裁判权庇护,称王称霸,横行无忌,动辄向官府投递名片,送致“照会”,无理干涉地方行政。在贵州的胡缚理是骄纵不法的传教士的典型代表,他猖狂自恣、骄横跋扈的情状,令人闻之发指。他擅自命由官驿递送“照会”,并根据他的需要,竭力保举媚外的贪官污吏,要求撤换不顺从教会的官员。甚至公 然出示“谕令各属办团”,而仅在示尾注以“督抚同阅”字样,俨然以一省封疆大吏自居。法国传教士要求湖南巡抚毛鸿宾以“宾礼”接待;山东传教士公然自称“巡抚”,向地方官吏发布命令,要求他们服从教会指示;四川传教士甚至擅自铸用关防,行文省属官府,命其遵照教会旨意办事。

包揽词讼,曲庇“教民”,践踏中国司法主权。外国传教士不仅恣意妄为,并且还“妄自骄大,与官府抗衡”,他们凭借条约上攫得的特权偏袒教徒,公然包庇罪犯。教民犯科涉讼,“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 。教民作案被拘,教士立即出面为之“说情”,勒逼官府予以释放。尽管条约明文载有“中国人犯罪,由中国官治以中国之法”,然因“一为教民,遂若非中国之民”,中国法律便无以相加,是以“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如四川酉阳“纠众杀毙团民赵永林等二百余命的司铎覃辅臣,梅教士声称已赴外洋无从究办”;贵州贵定案犯冉石保、袁玉相等,“藉教为名,纠众杀毙王江保、左寅寿二人,重伤三人,掳掠家财什物牛马一空”,但为教会借词庇护,冉石保等首犯始终逍遥法外。更有甚者,1868年,法国传教士李国在酉阳组织洋枪武装,修筑城堡,奴役人民。

为非作歹,残酷盘剥、欺压平民。在各地的外国传教士借口条约规定,以归还旧时教堂教产为名,肆意霸占田产,强夺民房之事无处不有、层出不穷;作奸犯科,横行不法,其情节之恶劣,更使人难以置信。1864年,美国传教士密尔斯,在山东省蓬莱县欲廉价购买一宅院,遭到拒绝后,竟无视中国法纪,雇佣泥瓦工人多名,强行拆毁该宅,在原址另行修建新房;山西省长治天主堂的《田产登记簿》残本记载着它收进的田产117份,按其分类,计为买的83份,典的8份,献的17份,让的5份,换的、罚的、补足、布施的各1份。罚的、让的和献的固然都是霸占,就是买的和典的也同样近于霸占,因为买价及典价均极便宜,如在1863年所买的一所窑院(编号第十二号),仅一千八百文,约合银洋一元稍多点。1871年总理衙门在给各国的《议办传教章程》中谈到“近年各省地方,教会要求抵还教堂,不管是否有碍民情,硬要给还,并有强指绅士华丽房屋为昔年教堂,逼令民间退让之事。甚至将有碍体制之地,以及公所、公馆、庙宇等,为阖地绅民所最尊崇者,均任意索取抵给教堂。”他们对于“绅士”的产业和公共建筑犹且如此,至于一般平民田宅就不言而喻了。因此,各地人民群众对教会和教士莫不“怒目相视,俨若仇敌”。传教士还利用荒年歉收的机会,对广大群众进行残酷盘剥,或乘旱涝之危,低价收购耕地,大批吞并农民田产;或以“救济”为名,发放高利贷款,无厌榨取农民膏血。

鸱张以教会为中心的邪恶势力,唆使“教民”作奸犯科。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事业”迅速扩大,教会势力益趋鸱张。传教士所到之处,勾结恶霸土豪以充实力,招纳地痞流氓作“教民”,教唆“教民”为非作歹,恣意欺压、凌虐平民,纵容教民干预公务,甚至支持冒名招摇的地方匪类,胡作非为。各地不肖之徒“无不恃入教为护符,以遂其任性妄为之计”,致使府州县衙无法推行政令,从而使教会成为凌驾于清朝地方官府之上的权威、教士成为凌驾于清朝地方官吏之上的“地头蛇”。如和胡缚理齐名的横暴之徒、川东法国天主教主教范若瑟1864年在四川彭水唆使教徒欺压群众,激起“民教争殴”。次年8月,法国教士玛乐又在酉阳支持教徒凌虐平民;1869年,教民龙秀元在传教士李国支持下,勒逼平民失永泰退婚,激起众怒被击毙。不久,华籍教士覃辅臣率领教民进行报复,“平民被杀者凡二百人,内有肢解、燃烛、轮奸之惨,不忍言者”;贵定县民黄丙扬等“揢死李老大婴孩”之后,遂投入教,旋即公然声言“身已入教,告官亦不怕”等。由于有不平等条约庇护,“教士以莠民为羽翼,莠民以教会为逋逃薮”,彼此狼狈为奸,鱼肉凌虐乡里平民,从而形成一股以教会为中心,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邪恶势力,“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者”。这样一来,各处教民强夺财产、霸占人妻,行凶杀人的案件层出不穷,城乡人民受害者不可胜计,致使民众怨毒日深,官绅亦渐嫉怨。

有人辩解,传教士放弃西方“优越”的生活来中国,图什么呢。人来中国做人上人,作威作福,你说图什么?现在还有洋垃圾来华混饭吃。当年有治外法权,官见了洋人都得点头哈腰,怎么不能来。看看留下的基督教建筑,留下的别墅,这生活真是太苦太苦了。

1886年,英国循道会传教士李德立(1864年-1939年)上庐山,看中了这里的凉爽气候,打算在牯牛岭长冲(东谷)租地建别墅,招徕外侨上山避暑。

鼓岭是江西庐山牯岭、浙江莫干山、河南鸡公山之外又一处有影响的避暑地,1886年由西方传教士开辟。其位于福州晋安区,距福州市中心约13公里,山高800多米,夏日最高气温不超过30℃,吸引了许多不耐福州酷暑的西方人士。1935年时,这里拥有200多幢风格各异的避暑别墅,还有教堂、医院、网球场、游泳池、万国公益社等公共建筑。

莫干山是风光优美的江南名山,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资源,现保留有各式别墅250多座,早期莫干山别墅由英、美、法、德、俄各国人士兴建,模仿各国风格,样式繁多。后期以国民党要人、工商富豪的别墅居多,因此也与中国近代许多重大事件结下不解之缘。

1903年,春末初夏,美籍传教士李立生、施道格,顺平汉铁路北上,登山游风观景。1903年9月15日,他们在向信阳知州曹毓龄送了一点小礼之后,用156两白银从自称拥有鸡公山地权的大地主叶接三手里购买了长1.5公里、宽约1公里的随田山场。李立生和施道格在买来的土地上兴建了4幢别墅。次年,施道格又用562两白银在山上购买了方圆2.5公里的土地,建房两幢。两人分别于1903年9月,以一百五十六两文银,1904年7月,以五百六十二两文银,在报晓峰下购地置墅。此后,外国人士纷沓而至;施道格买断山场,分片作价,专卖各国商人、富贾和社会名流。至此,洋人蜂拥而至,兴修别墅、教堂,不惜重资,竞比豪华,争分夺秒,筑建天堂。年间共有英、美、法、俄、日等二十三余国各式楼宇五百余栋,寓居外侨二千多人。外国人租地交涉案——“公共租界”由此生。

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 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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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建国初期就三自一爱,和旧社会划清界限了,为什么有些人还要去洗白殖民侵略者,宗教感情战胜民族感情?另外有些人连教徒都不是,这就更难理解了,纯粹就是恨国嘛。


编辑于 06-16

作者:陈圣          来源: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