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罗马人对敌人、奴隶和罪犯的惩罚比起来，古罗马的儿童，尤其是男孩子因为学校和家庭的严厉惩罚而受的苦，算是轻微的了。

    这里只能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挑选几个典型的例子。引用尼采的这句话非常恰当：“为了永存，他们必须互相依赖，奋发图强，力求其族人繁衍不绝，否则就有灭绝的危险。”大家知道，小小的罗马社会在其最初形成的100年间，不断受到强敌的围攻。为了生存，他们与敌人战斗了几个世纪。这种战斗带来恐怖的大屠杀是不奇怪的。罗马人一旦打败了一个民族，便以残暴的手段使之臣服，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尽管已有的关于罗马人生活的史料太少，但与上面所讲的道理相差不多，所以这个几百年生活在战争中的民族，形成了施虐狂的品质，这是不难理解的。

    古罗马最危险的敌人之一是萨谟奈人。李维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罗马人与萨谟奈人的战争，例如在公元前330～前300年间，索拉城脱离罗马投靠萨谟奈人，并把城里的罗马移民全杀了，该城是罗马的军事殖民地，也就是罗马驻防的萨谟奈人的城市。罗马人认为必须对它严惩。他们攻占了城市，见人就杀，并从投降者当中挑选了225人带回罗马。在广场上，他们当众鞭笞俘虏，然后斩首示众。李维特别补充了一句：平民百姓也非常高兴。波利比奥斯在《通史》中有类似的描写。他叙述的是雷吉乌姆城的300个居民，他们被俘后也是先被当众鞭笞，然后被斩首示众。众所周知，卡普阿的命运是最悲惨的，在汉尼拔战争中，这个不幸的城市的居民投靠了迦太基人，后来又被罗马人夺回，这个城市的市政委员全被逮捕，在罗马的缓刑令送到之前，就被按照古老残酷的方式绑在木桩上，对其进行鞭笞、砍头。其余居民被卖为奴隶，城市的全部领地被罗马吞并。

    如果连被占领城市的地方官都可能遭到这样的待遇，被俘的将军就更别指望有宽宏大量的敌人了。我们可以看看朱古达和韦辛格托里克斯的命运。这两个人以及其他许多不出名的人，在广场边的地牢内被行刑人勒死，至今还可以看到广场遗址。提图斯血洗耶路撒冷之后，将犹太人勇敢的领袖西蒙·巴·乔拉押解在胜利者的凯旋式队列中示众。然后，在卡匹托尔山上的大献祭仪式的高潮开始前，把他带到山边上拷打，最后把他抛到山下。约瑟夫斯说：“宣告他的死亡时，罗马人欢欣鼓舞，大献祭接着就开始。”所有俘虏的死刑都是当众执行的，尤其是执行死刑前的鞭笞，一律按照惯例公开进行，以示警告和威慑。从老塞内加的一段文章中可以知道，他们以一种特殊的喇叭声召集百姓到现场看杀人。这里不必细说经常观看这种残酷的死刑所产生的心理效应。只须说明一点，一个对目睹执行死刑习以为常的民族与一个兴高采烈地观看斗剑士格斗的民族，两者之间差别不大。下面我们谈谈它们的因果关系。

    在罗马早期的几个世纪中，权力意志的目标是消灭一切反对罗马的民族和种族，通过征服几乎整个世界从而实现了这一目标之后，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权力意志只好反过来对准自己了。思想深邃的心理学家塔西佗对此有正确的认识。他在《历史》中写道：“古老而又深深植根的人类激情和权力欲，随着帝国的建立变得更强烈，最终变成了暴行。因为国家的权力受到限制时，保持平等比较容易，而消灭敌对的国家和国君从而征服世界之后，罗马人就有机会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了，于是发生了贵族与平民之间最初的争斗。”

    在内部冲突中，无论是被奴役的平民大众对人道主义的争取，还是100年来把罗马国家搞得支离破碎的贵族与民主主义者的党派斗争，罗马人处处都表现出同样的特性，即以残暴为基础的强权意志。

    这里只举几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我们现在知道格拉古兄弟的政策非常重要，或者说如果当时人们能够理解他们提出的土地改革的价值和必要性，那样就好了，因为那些改革措施将影响罗马的未来。但在那个年代，他们兄弟只不过被视为叛乱者和狂人，结果必定成为殉难者。这个时期罗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虐待事件。下面是普卢塔克陈述的提比略·格拉古及其追随者殉难的经过：“当提比略本人也开始逃离时，他被人抓住了衣服。他把长袍脱掉，穿着衬衣跑开了。可是被前面一个已经被击倒的人绊倒了。他刚要站起来，他的一个同伴普布利乌斯·萨图雷乌斯就操起一条板凳腿将他击倒。卢西乌斯·鲁富斯自称他打了第二下，似乎这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伟大业绩。另外300多人被棍棒和石头打死，但没有一个是被铁制武器打死的。”普卢塔克还叙述了其弟弟盖约·格拉古之死：“盖约·格拉古以及300多名被打死的市民，他们的尸体全部被抛到江中。他们的财产一概被没收，他们的妻子也不许戴孝。盖约的妻子露西尼娅连嫁妆也被剥夺了。对盖约的小儿子更是残暴到了极点。他既没有拿起武器反对获胜的那一派，也没有去参加武斗。武斗结束前他来要求停战，却被逮捕了，武斗结束后马上被处死。最令百姓义愤难平的是，奥佩米乌斯居然建了一座协和神殿，好像很满意自己屠杀了大量市民。”

    马略与苏拉之间的斗争中，人也被杀得不少，韦利奥斯·帕特库洛斯在《罗马史》中说：“马略进城给他的同胞带来了毁灭。如果不是还有苏拉紧随其后，他胜利后的暴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他复仇的剑不杀普通人，专杀国家的栋梁之才，而且花样很多。”

    苏拉以残暴闻名。他应该算是有教养的人，他比马略更残暴，更不可宽恕。因为马略是个不可改变的粗俗军人。在一次胜利之后苏拉让部下杀死了8000名俘虏，还有一次，他让士兵用投枪刺死12000人，他是个恶名远扬的排斥异己者，90名元老院议员和2600名骑士被他放逐。阿庇安在他的《内战史》中指出这种行为的确切含义：

    “有些受害者是在街道上、小酒店、神庙里偶然碰上的，当场就被打死。有的人被押送到苏拉那里，抓住手脚高高举起，摔在苏拉面前。还有一些人一路上被拖过来，踩在脚下。亲眼看到这些暴行的人，吓得连气都不敢出。”

    由此可以看出，苏拉有许多性格类似于尼禄皇帝。普卢塔克在《苏拉传》中说：“他爱开玩笑，因此当他还不出名的时候，整天与小丑和演滑稽戏的演员混在一起消磨时光，跟他们一道讲脏话。后来在他掌握最高权力的时候，仍然经常与一帮最粗野的小丑和演员饮酒作乐，开玩笑说粗话。这种行为不仅与他的年龄不相称，也有碍统治者的脸面，而且还常常耽误大事，因为他在筵席上从不处理重要公务。虽然他平时严肃认真，有条不紊，但饮酒作乐时便完全是另一副神态。如果唱曲的小丑和跳舞的姑娘在场，他就软弱无力，无所不从，其他人一概不见。这种娱乐方式引起的另一种毛病是沉溺酒色、荒淫无度。他一直到老都有这个毛病。年轻时他坚定不移地爱过一个名叫梅特罗比乌斯的喜剧演员，后来还爱过一个名叫尼科波丽丝的很有钱的妓女。他地位高，而且富有青春魅力，这个妓女对他也情有独钟，死的时候将她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他。”

    传记的另一段突出地描写了苏拉变化无常的性格，说他天生是个性情暴躁、报复心极强的人，可心肠又很软，动不动就流泪。与塔西佗一样，普卢塔克认为权力意志“使一个人的性格不统一，而是变化无常、自命清高、凶恶残暴的”。他再三强调苏拉那种疯狂和野蛮的报复性。可是罗马人竟然把具有这种品质的人看作是“伟大”的人物，即伟大的斗士，这并不矛盾。事实上老作家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的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他正直的品性冲破了四周的邪恶，并将它抛弃……如果认真对比一下这些重大的差别，就能认清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两个苏拉——一个是生活放荡的青年，一个是真正的斗士。”

    我们今天可以对这个问题说得更加确切一些。像他这种人，旺盛的生命力可以使他像爱女人一样从容自在地爱男人；与小丑们在一起饮酒作乐和与成千上万的敌人进行残酷斗争一样可以得到乐趣。这种旺盛的生命力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充分发挥，但不受任何现代道德观念的约束。因此苏拉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例证，说明权力意志常常通过残酷行为得到满足。

    后来由于格斗活动的范围扩大了，对俘虏便不像从前那样杀掉，而是送到各个城市用来举行格斗活动。例如公元44年克劳狄在位时，就是这样处置被俘虏来的不列颠人的。后来提图斯洗劫耶路撒冷之后，也是这样处置大批犹太俘虏的。君士坦丁更是如此，对他的颂词正是他“大规模地消灭人民的敌人，使人民享受快乐，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高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