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各式各样的断头机

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用来断头的第一个装置最早出现在古波斯。

一块很大的火石砧板曾被研究者在法国埃纳省的利梅发现，他们大多认为这是最原始的用来宰杀动物的断头台。

中世纪时期，德国经常使用断头机，也叫“楼板”。其实是一种由半米高的两根支柱组成的窗口，这两根支柱固定在一块木砧上。柱子的内侧挖了两根槽，犯人将头伸进两根柱子中间。槽内放了一把厚厚的刀，铁砧形的一边朝上，锋利的一边朝下。刀架在犯人的颈项上，刽子手用一把沉重的大榔头猛砸刀片，割断犯人的脖子。

在德国纽伦堡市政厅有一幅壁画绘于1340年左右，上面画的就是用这种带有活动刀片的装置执行死刑的情景。吕内堡议会大厅里也有一块15世纪的木牌，描绘了这种杀头的机械。雅克·德拉吕在他有关刽子手的著作中记述道，法国在13世纪时就有类似的装置。而拉乌尔写的有关“圆桌会议”的小说里也描述了这类装置。这种装置有一个像犯人示众柱上的窟窿一样的闸口——承颈圆孔。犯人伸进脖子后，有个牢固的关闭装置固定他的脖子，用铁链挂在上面的钢刀从装置上方落下，割断犯人的脖子。

同一时期的欧洲有许多国家有另外一些“断头砧板”，但原理是一样的。

《1902年医学年鉴》引用了1233年的一份资料，该资料提到荷兰的一座城市的断头装置。14世纪初的年鉴也提到了“活动的刀”，有好几个重要领主的头就是被这种刀砍掉的，其中包括奥里昂老爷和他的儿子。

有文章证明，在同一时期，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用一些装置对拦路抢劫者处以斩首。在热那亚，1507年德梅特里·吉尤斯蒂纳尼被一种名叫“劈削刀”的器械斩首，一些回忆录记述了其经过。

在伊朗，16世纪的一些文章提到了一个男人的死刑，他被用一种装置割下了头。该装置包括几根上端连接在一起的支柱、两个槽和槽中一块滑动的砧板。但实际上，直到16世纪比较完善的装置才出现，这就是后来法国的断头台的前身。

所有装置的构思原理几乎都一样：大约三米高的几根支柱，上面有一把可滑动的刀，刀上挂着可增加重量的金属或石块。上面的横梁连接垂直的支柱顶端，滑轮固定在横梁上，一根绳子穿过滑轮将刀吊到装置的上方。砧板放在支柱中间，犯人的头放在砧板上。一旦放掉绳子，刀就落下来切断犯人的脖子。

在英国，这种装置叫“哈里法克斯示众架”，法国叫“劈削刀”，苏格兰叫“断头机”。木匠的工具也叫“劈削刀”，却被用来做砧板。

另一些装置没有木柱环或“承颈圆孔”，只有一个圣·安德烈的小十字架，犯人跪着，头靠在十字架上，这种装置不太实用。

整个16世纪这些用来断头的装置普遍在使用，似乎到了17世纪中叶才由于一些神秘的原因被摒弃，但其痕迹却留在故事、绘画和雕塑中。

在大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哈里法克斯示众架执行了至少有25起死刑，托马斯·亨特神甫因杀了两个孩子而被斩首。由于行刑的场面相当可怕，大约在1700年英国放弃了这种杀人装置。

苏格兰的摄政者詹姆斯·道格拉斯·莫顿在英国约克伯爵的领地看了这种装置后，也命人造了一个，在他摄政期间，许多犯人就是用这一装置处死的。1581年，他被苏格兰人推翻，他自己也上了“断头机”即“断头台”。据编年史记载，直到1685年，英国仍在使用断头机，那年阿吉尔的阿奇博尔德伯爵在爱丁堡广场被断头机割断了脖子。

1702年，米兰人用他们的断头机斩杀了波泽里伯爵。意大利人使用“他们的装置”的时间似乎要长于欧洲其他民族，因此17～18世纪的许多雕塑对此有描述。

在法国，1632年，图卢兹刽子手用断头机对蒙莫伦斯公爵、亨利二世执行死刑，该断头机以在意大利使用的那一种为模型，在16世纪的战争中曾见过。

皮伊塞古尔描述道：“这是一种‘劈削刀’，当头放在上面后，拉一下绳子，上面的刀就掉下来，将头与躯体分开。”

我们知道，在全世界公认断头台是一种“法国特有的器械”前，断头机在欧洲早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在亚洲，一些旅行家证明他们在18世纪的印度尼西亚也看到过断头机。

当吉约坦博士想发明一种断头方式，以摆脱刽子手的笨手笨脚的举动时，他就埋头去看过去的档案。他研究了16世纪德国雕刻家阿尔贝·迪雷的一尊雕塑，然后打定主意要造一个“断头机”。这尊雕塑描绘的是罗马独裁者蒂蒂斯·芒利尤斯·托尔卡蒂斯用一种断头的器械砍下他亲生儿子的头。

断头台也经历了三次革新。意大利、德国和英国使用断头装置时，犯人跪着，头朝前。

而用断头台时，犯人俯卧着，全身舒展开，这样就能“断”得最好。

用一个承颈圆孔固定住犯人，这样能避免移动，保证刀刃准确地落在颈项上。

最初的砧板，由于刀刃是凹陷的或垂直的，因此更多的时候犯人的脖子是折断或压坏的，而不是割断的。最终斜刃刀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

4万多颗被砍下的脑袋证明了这一“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可怕的成功。

三、臭名昭著的断头台

1.吉约坦博士提出了杀人的“好装置”

在不同时期，断头台的称呼也不一样，诸如“国民的剃刀”、“令人遗憾的登高”、“缩短爱国者生命的装置”、“断头台”、“气窗”、“卡佩的绞索”等，近代的有“自行车”、“老虎窗”、“切纸机”等。这些别名的产生，既是由于断头台已经赢得了声名，也是因为它令人恐惧。

法国的断头台应“归功”于吉约坦博士和路易博士这两位实践家的科学和人道主义的智慧。

前者要求用一种大而完美的砧板来保证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后者将这一要求付诸于实践。

在有关死刑的工业技术的第一次突破中，不能抹掉这两者的名字。

断头台起初被称为“路易塞特”和“路易佐”，后来由于断头台的制作计划得到米拉博支持，又被叫做“米拉贝尔”；最后，尽管吉约坦博士不同意用他的名字，但断头台最终定名为“吉约蒂纳”。许多证词证明吉约坦博士为此十分气愤。另外，由于这一发明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他就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他曾先后从事过医学院重建等工作，还差一点把自己也送到断头台上，后来又开了诊所。

绞刑、车轮刑、拷问、用剑斩首刑和四马分尸都被认为是专制、蒙昧时代的产物，而断头台对许多人来说体现了司法领域的人道主义原则和“智慧的结晶”。这一产物达观明理，在权利方面，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秩序。

另外，这种可怕的装置标志着古老的手工制作正过渡到机械化，表明了工业化的死亡和“新时代司法的新发明”。不久，毒气室与电椅又出现了，这些也是社会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产物。

让—米歇尔·巴塞特在其有关断头台的著作中写道：“那种独一无二的、肉感的、几乎是靠灵感的特点，即受手工施刑的刽子手思想支配的特点失去了……

“有了断头台，操作的不再是人，不再是手受到人的思想支配，而是机械操作，刽子手成了司法机器的机械师……”

的确，断头台的出现，使死刑变得准确、干脆、快速、明朗，这是与祖传的死刑行刑方式的决裂。祖传死刑行刑方式对施刑者能力的要求太高，无法避免因施行者的身体、道德甚至渎职等引起的失误。

由于担心断头装置会引出人道、公正、进步的原则，从而破坏有关死的唯美主义，议会针对断头装置与死亡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1789年10月9日，在争论有关刑事法庭的问题时，大学解剖学教授兼医生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坦登上了国会的讲坛。他刚刚成为巴黎众议员。

吉约坦是一位正直、慈善的学者，为此，他被任命为负责使“巫术、占棒和麦斯麦的动物磁气法”真相大白委员会的成员。因此，当他发表看法时，人们怀着敬意去倾听，而假如是由别人说出他的这些想法，那么不管这人的身份、地位或犯罪的性质如何，早已可能被判死刑了。

许多人已发表过同样的看法，舆论早已对刑罚的不平等和残忍有所不满。

1789年12月1日，吉约坦重又发言，发给议会里的同事一份“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辩词。

“一个犯人当被判处死刑时，不管他犯的是什么罪，死刑的性质应该是一样的。”

于是他提出了死刑装置，这就是后来被载入史册的断头台。

尽管在吉约坦博士的头脑中，还没有明确的关于装置的技术概念和机械操作，但他拥有所有的理论。

他向同事们吹嘘这种装置能够用一种简单的机械迅速地割断头，速度之快，使犯人最多感到颈项上有一股清凉的气息。

他这样结束他的讲话：“先生们，用我的装置，能一眨眼的工夫就割下他们的头，使他们没有痛苦……头随着机械闪电般落下，飞了起来，血花四溅，人已死了！……”

大多数议员对此很茫然。

《箴言报》第二天发表会议概要，议员们甚至对此发出了一阵狂笑。

有人说吉约坦众议员之所以要求废除法典规定的各种酷刑，是因为他母亲许多年来一直害怕车轮刑受刑者的叫喊声，甚至让他提前出生。1791年1月，吉约坦博士再次请求，并再次希望说服议会同意他的看法。

人们不再讨论“装置问题”，但辩论结束后，人们接受了“死刑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人们不再让犯人的家庭丧失名誉，没收他们财产的规定也取消了。这已经迈出了一大步。

1791年5月底，议会连续三天就刑事法庭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诉讼和处罚的问题终于在下一个刑法典计划的准备工作中提及，其中死刑问题最为明确。

这次辩论使死刑拥护者和废除论者之间有机会展开可怕而热烈的对抗。在后两个世纪中一直沿用两派的论据。

拥护者认为死刑具有儆戒性，能预防重犯；废除论者认为死刑就是合法的凶杀，会加重司法部门的错误。

罗伯斯庇尔是废除论的强有力的辩护者，他说了几句著名的话：“人对于神来说应该是种神圣的东西……神把永存的法律口授给了人类，但我不是为神，而是为法律的代言人——立法者祈祷，请求他们废除法国人的法典中流血的法律，因为这会引起司法的凶杀，风俗和新宪法也拒绝这样做。我很愿意证明死刑并不是最受斥责的刑法，但死刑更能使犯罪增加而不是预防犯罪。”

在罗伯斯庇尔统治的40天中，断头台始终在运作，并达到了法国死刑的顶点，这是很反常的。正如富基埃—坦维尔说，1794年6月10日至7月27日期间，就有1373个脑袋像“瓦片”一样落下。这发生在恐怖时代。根据最可靠的计算，大革命时期，全法国处决的犯人共达3万～4万名。

让我们重新回到1791年。尽管很多众议员赞成废除死刑，但却遭到政治形势的阻碍，而人们也早把谈论重点转向“内部敌人”。因此，大部分废除论者失去了信心，作了让步，与对抗者站在了一起。

1791年6月1日，议会通过了表决，结果绝大多数议员赞成继续保留死刑。于是在以后几个月里新的争论又开始了，这次争论的是应实施哪种死刑。制宪会议的成员都坚持要用痛苦最少而速度最快的极刑。但是哪一种为好呢？争论的重点是比较绞刑和斩首刑的优缺点。由于作报告的人安贝尔建议将犯人绑在支柱上，然后再用滚轮勒死犯人，斩首刑最终占了优势。

据各种评论解释，“斩首刑”获得胜利首先是因为这种死法速度快，但主要因为长期以来，绞刑是针对平民的，而斩首刑则比较高贵，只有出身好的人才能享受。

这种选择是当时人民的一些新代表要求平等的反映。既然都是死刑，那么就应“让绳子见鬼去吧！终止特权万岁，所有的人都应享受高贵的斩首刑”。

各种痛苦和侮辱的观点已经不再是主要内容了。

1791年9月25日颁布的新刑法典及10月6日颁布的附加条款规定：

“所有的死刑犯都实行斩首刑，”并明确“死刑是为了剥夺生命，不能对犯人施加任何酷刑”。

由于法律没有规定执行死刑的方式，因此，刑事法庭同样要对执行死亡的方式作出判决，以决定是用刀、剑还是斧头砍头。

有一段时间，政府曾执行死刑，于是马上就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了。

许多人都很担心，因为大家都知道，长期以来，用古老的方式斩首总会导致出现可怕的场面，这有违新法律的宗旨：让犯人死前没有痛苦，没有预先的酷刑，从而简单的死去。由于执行死刑时有许多细微的冒险的方面，这样执行会出现各种缺陷和困难，必然会成为死前的酷刑。

最担心的人无可争议的是正式刽子手桑松，他写了一封陈情书给司法部长阿德里安·迪波尔。书中他明确表示，因为经验的缺乏，要担心的事其实更糟。他反对用剑砍头，并列举了一连串的证据，之后他写道：

“最血腥的处决怎样才能变得不软弱呢？

“在其他方式的处决中，公众不容易看到自己的软弱，因为没有必要，坚强的犯人一点也不害怕。但在用剑斩首时，假如犯人发抖就有可能使处决失败。谁能主宰一个不想站稳或站不稳的人呢？

“假如用剑施刑，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我很荣幸地告诉你们，这种极刑将导致所有事故……

“因此必须补充完善人道主义的观念，这也正是议会努力寻求一种能固定犯人的方式，以至于能让极刑变得可靠，从而避免拖延，保证行刑顺利进行。

“这样既能满足立法者的意愿，又能避免公众的骚动。”

司法部长向巴黎督政府陈述了巴黎刽子手的担心和他自己的担心，巴黎督政府又通知了国民议会。

迪波尔竭力主张尽快找到和推广一种符合新法律的死刑方式。议会用了相同的言辞对他作了答复，最后认为，知识渊博的人类应尽早完善死刑艺术，并且马上要求外科学院写出一份关于此题材的报告。

这个高贵的学院的终身秘书路易博士对这个关键性问题很感兴趣。路易博士是当时最伟大的医生，他已经熟悉了法医学和司法的问题。

他在两星期内就写好了观察报告和结论，并把它们交给议会。

这些都没有经过临床上的让步。他在报告中声明，他是在科学、法律、司法和人道主义的进步的联合要求下才写的。这位实践家承认，所有的担心都建立在不让酷刑成为一种可怕的屠宰的基础上。他以德·拉利先生的死刑为证：“他跪着，两眼被蒙住了。执刑者往他的颈项砍了一刀，但这一刀并没能割下他的头，也不可能割下。因为这一刀后，身体向前倒下。又砍了三四刀后，头终于脱离了身躯。人们厌恶地看了这次‘劈削’。”

接着路易博士建议建造一种杀头装置，以实现吉约坦博士的意愿。他总结道：“脖子和脊椎是由许多骨头构成，这些骨头连接在一起形成许多活档头结构，以致无法找到任何关节。由于脖子的这种结构，再加上刽子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可能保证将头完全、快速地与身体分离。因此，应该依靠一些不会变化的机械方式，人们可以控制力量和效果，从而保证顺利地执刑。”

我们知道断头装置并非独创，在其他地方很久以来已有过初步的断头装置，尤其在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因此，法国人只不过是重新发现了断头台装置。

路易博士也明确了未来装置的主要部件“砧板”。他建议革新以前的“断头机”的刀，用45°倾斜的刀刃代替，这样能很干脆地割断头颅。

他写道：“任何人都知道，如果成直角砍时，很少或几乎没有断头工具产生效果。把它们放在显微镜下检查，我们发现这些只是多少有点锋利的锯刀滑过要分离的身体。用刀刃成直线状的斧头或铡刀无法做到一次成功，而刀刃突出的刀则与旧式斧头一样，只能垂直地打在颈项的中间。而用这种倾斜的刀刃，在滑动时形成倾斜的作用力，能持续进入到要分离的部分，这样一定能达到目的。”

他接着写道：“人们会很高兴建造这样一种肯定能成功的装置。根据新法律的精神和意愿，必须瞬间完成断头。这很容易在尸体和活绵羊身上得到验证。”

实践家用一句技术性预言结束他的报告：“用一把钩形刀围住犯人的头并固定，刀角或刀的延长部分将用销钉固定在断头台上，这是很有必要的。”

10月1日成立的立法议会对这个死刑装置的报告感到震惊，或许是出于羞耻，因此拒绝公开发表。但这样的科学道理留给了议会深刻的印象，同时因为这是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方式，最终路易博士的报告还是被发表了。1792年3月20日，议会颁布了法令，规定“所有犯人都将以上述方式及外科学院终身秘书签名鉴定的方式斩首”。接着，议会允许行政机构拨款制造这种死刑装置。

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直到1981年废除死刑，断头台从未被指名道姓地写进法国的刑法典中，它的表示形式总是“以上述及外科学院终身秘书签名鉴定的方式”。

2.割断了成千上万个脑袋的“绝好机器”

“断头台”的想法已合法化了，尽早落实就成了以后该做的事。议会让巴黎总检察长皮埃尔·路易·罗德雷负责建造样板，罗德雷的声名是在制宪会议时有关金融法和司法的讨论中获得的。

罗德雷咨询了这一主意的先驱吉约坦博士，发现他太理论化，于是马上去找实践家路易博士，只有他才能将这种装置变成现实。博士让他去联系官方木匠吉唐，吉唐由于对制作老式司法工具已经习惯了，于是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路易博士于是按照木匠的意图描述了所要制造的装置，包括极其明确的制作和安装要领，最小的细节也提到了，从而构成了一份描述断头台的报告，以表明他是断头台真正的发明者。

吉唐对招标细则很在行，制作预算表的编制只花了一天时间。1972年3月31日，他将预算表交给路易博士，博士又把它递交给了总检察长罗德雷。预算金额为5660斤银，数额还是相当大的。

据吉唐说，这价钱只是断头台的样板的价钱，假如这第一个装置的费用过多，那么通过制作这个断头台，获得经验后，将会克服一些困难，减少以后制作断头台的费用。他还保证他的装置相当牢固，至少可用半个世纪。因为木匠行中强大而古老的传统力量不允许他们去从事酷刑工具的制作，所以，吉唐编制了这个过高的预算表，并准备推辞掉这个工作。

政府通过税务部长克拉维埃尔的发言人拒绝了吉唐的预算表。罗德雷要求路易博士另找要价合理的“能人”。

博士找了一个名叫托比亚·施密特的德国人，当时他是音乐家，并制造羽管琴键。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艺术家的人，在博士的报告发表后，已给博士写过信，他想给博士提供服务，并向他保证他很荣幸有能力建造一架“断头机器”，给人类带来幸福。

施密特当时已做了不少的工作，并画了几种断头装置的模型。路易博士与他取得了联系，他要求施密特放弃他的个人研究，而去研究他自己的那种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装置。

还不到一个星期，托比亚·施密特的预算表就制作好了，费用为960斤银，只及吉唐所做预算的1/6。为了显得正式些，税务部长克拉维埃尔跟他商谈，最后以812斤银的总价成交。

施密特只用一个星期就做成了断头台样板。与路易博士的说明有一点儿不同，铡刀滑下来时要经过的那两根支柱的高度，从10法尺增至14法尺，而吉唐在他的预算表中打算把它们做成18法尺高。

由另一位手工艺者则制成刀刃成45°的铡刀，铡刀与横木的重量由60公斤减至40公斤。横木是一块重金属，用来牢牢地固定铡刀。它的分量加在了铡刀上。

安装完毕后，首先用活绵羊进行试验，接着用尸体当试验品。1792年4月19日，有人说在比塞特尔，有人说在萨尔佩特尔，断头台在计划规定的有关人员面前安装。政府部门成员、路易博士和吉约坦博士、官方刽子手夏尔-亨利·桑松及许多医务人员观看了安装。

正如期待中的那样，断头台能很干脆地切断骨头，使头与躯体在一瞬间分离。

在这些起决定作用的试验前，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正式使用这个“绝妙的机器”了。

1792年4月25日，断头台竖立在格雷伏广场，用来处决盗窃犯雅克-尼古拉·佩尔蒂埃，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被送上断头台处死的人，因此他获得了一种令人生畏的荣耀。一切都进行得很出色，佩尔蒂埃的死刑成了铡刀反反复复不停滑动的起点。断头台割下了千万颗脑袋。除了恐怖时代被处死的3.5万～4万人外，在1792年至废除死刑的1981年间的两个世纪里，断头台上共割下8000～10000个人头。

议会投票通过的条文宣布对所有的死刑犯都施以相同的极刑。执行任务的人到各地出差时不得不用货车带走断头台。犯人和各个法庭都得耐心等待。

1793年6月13日的法令规定了断头台的数目：每十省一台，全法国总共83台。一个大型的商业市场就这样打开了。

鉴于他的先驱角色，托比亚·施密特获得了独家制作断头台的权利。尽管他雇用了工人，整理了车间，但仍不具备生产一种半工业化的设备的条件。因此，他生产的产品很快就被控有弱点。他供应的断头台的质量低于细则中所描述的，好几台有明显的缺陷，因此出现了许多愿意提供服务的竞争者。其中一个名叫诺埃尔·克莱兰，他认为包括红色油漆，制作出一台完好的断头台只要500斤银，这差点抢了施密特的生意。

总检察长罗德雷委托同一部门的几个公务员仔细研究了施密特的断头台，并递交给他一份有着断头台的优缺点的详细报告。

报告的签名者、建筑师吉罗明确表示：施密特的断头台本身的构思不错，但并不像我们期待中的那样完美。

他说这些缺点的产生是因为生产者片面追求速度，从而使本该有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出现了问题。

他提出了几个改进措施：“滑片和滑槽应用铜，而滑轮应用铁……用来挂横梁的绳子被绑在钩子上，钩子最好是用牢固的螺钉来固定……”

他还建议加一个踏板在摇板上，把绳索放得更高些，这样会使整个装置更牢固。

最后，他认为每架断头台都必须有两根配有铡刀的横梁，如果有一根发生事故，马上可以用备用的那一根替换。

在结束他的报告时，他提议：“假如我们付给制造商每台500斤银，他应该会很负责地做些改进，给我们提供必需的东西。”的确，托比亚·施密特的断头台的生意最终还是保住了，只是那时给比利时的9架断头台，是一个叫伊韦尔的法国木匠做的。

托比亚对断头台做了些改进。显然，铜质骨槽放在支柱的垂直槽内更容易使铡刀滑落。他还为横梁的落下设计了一种半机械化装置。

托比亚·施密特通过建造断头台大发横财，但他恋上了一个受欧仁·博阿尔纳保护的舞女，并为她破了产。

在3/4的世纪里，人们一直对如此精雕细琢的施密特断头台感到很满意。一些发明家、慈善家和企业家不断地企图从他手中夺过断头台市场的专营权。

因此，在恐怖时代，为了加快行刑的节奏，有个人建议政府建造配有4把甚至9把铡刀的断头台。1794年，奉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命，波尔多一个名叫比尔盖的木匠确实建造了第一台有4把铡刀的断头台，但它从没有真正被使用过。

第二台是由一位名叫吉约的机械师制作的9把铡刀的断头台。但在比塞特进行的试验中效果不太理想。

的确，尽管一把铡刀的断头台性能良好，但用它们来处决犯人仍显得不够。枪刑、炮击刑和溺刑数以百计。1794年，为了节约弹药，蒂罗建议用刺刀行刑。

后来又有人建议用浇铸的断头台代替由一些梁安装成的断头台。为了避免安装和拆卸，甚至有人建议使用装有小轮的装置。

夏洛特·科尔德被处死后，由于有人认为犯人被斩首后其意识有可能继续存在，因此，为了满足道义上的最神圣的愿望，慕尼黑的一个教授建议使用一种“真正人类”的行刑机器。

弗兰茨·冯·保拉·吉·吕蒂泽是人类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

对动物进行了多次试验后，教授建议应该在断头台上再增加一把刀，那把刀将与铡刀同时落下，切开大脑的两半球。他写道：“这把额外增加的刀能穿过脊柱，割断脊髓和主动脉，这样能使血更快地流出。”

尽管他保证自己承担样机的费用，但同时代人对他的建议似乎不感兴趣。

总之，在1870年前，施密特的断头台完全让人满意，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1870年，司法部长阿道夫·克雷来厄订购了两台可携带的能加速死亡的“加速器”，他还叫人将断头台从它的底座上抬下，并以法令形式规定将断头台放在地上。这引起了公愤。编年史作者感到很愤慨，他们用一种值得赞扬的激情来维护人类的尊严：“我们不能像猪一样贴着地面死亡！”

3.著名的“贝尔热断头台”

这两台由可恶的、丧失权力的政府订购和支付费用的装置，被看成是独裁统治时期卑屈的象征。为了新自由的纯洁性和神圣，1871年4月，巴黎公社社员在伏尔泰广场烧毁了它们。但这种刚被烧毁的“断头的机器”很快又死灰复燃了。1872年初，司法部长又订购了几台新的。

一个名叫莱昂·贝尔热的木器工人负责了这次制作。这个人同时也是刽子手助手。

莱昂·贝尔热研究了两台被焚烧了的装置，以此为起点，大大地改进了断头台。从此，断头台被认为相当完美，以后虽也有改进，但显得微不足道。

“贝尔热断头台”在两根垂直支柱的内侧使用了弹簧，这样能减缓铡刀落到最下面时的速度。接着，橡胶垫圈替代了这两根弹簧，保证了铡刀落下时不再生硬，横梁在滑槽里的下滑速度得以减缓。从此，断头台那著名的“噪音”消失了。铡刀的启动装置是对“1872年系列”的最有名的改进。把用于刹住和松开的装置固定在箭头形的金属凸销上，凸销位于横梁的上部，嵌在适合断头台顶端的机械的夹子当中。一根小撬棍操纵着横梁的启动装置，后来撬棍又被一个简单的按钮代替。启动横梁后，箭头形的凸销松开了，紧随其后，由横梁和铡刀组成的沉重的大铁锤也松开了。

最后，还改善了这个大铁锤，在横梁的两端装配了小轮子，这样横梁就可顺着支柱的槽滑下。

从此，这些支柱就竖立在放在地上的厚板上。在断头台的旁边放上一只罩有锌或上过蜡的布的柳条篮，行刑后用来装受刑者的头和身躯。尽管断头台的技术革新大大改善了断头的方式，但却引起了小小的“官僚”世界的一些骚乱。

在旧制度时期，法国有160名行刑者，300～400名助手。

1793年的法令规定一个省一个断头台，每个断头台一个行刑者，此后，行刑者人数正式归并为83人。

对刽子手来说，它象征着这一职业的衰落。

大革命时期的动荡以及1810年的法典颁布以后，法律比以前更宽松了。

1832年引入了一些“可减免罪行的情节”，一定数量的罪行被取消了死刑，在断头台上被处死的人的数量因而减少了许多，刽子手的活动也减少了。另外，1832年这条法律是对刽子手们致命的一击，一些刽子手由于死亡或个人原因而离职。他们的人数减少到只有原来的一半。

1849年的一条法令规定，每个省有上诉法院的只能有一个总刽子手。

刽子手的人数减少至34人。1870年的法令又使他们遭到致命的一击，所有总刽子手和他们的助手的职务都被解除。从此以后，司法部门只需一个常驻巴黎的总刽子手和5个刽子手助手。他们有资格在共和国的领土上用一台断头台办事，由铁路运送他们以及断头台。死刑废除时，法国共有三台断头台，其中两台存放在桑泰监狱，一台被用来在巴黎行刑，另一台是用于外省的行刑。剩下的一台放在海外的殖民地，用来对付国外的“坏头”。

断头台被发明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已经肯定了它的优点，但令人惊讶的是，全世界并没有对此表示出胜利的热情。

断头台的使用只限于法国本土和它的海外领土，这有点让人不可理解。但1796年法国吞并比利时的一部分领土后，该国也曾引进过断头台。意大利北部的法国临时领土和莱茵河地区的德国也一样。19世纪中叶左右的希腊也有过一台断头台。但真正使用这种行刑方式的是纳粹德国，只是他们的断头台没有摇板。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比其他任何民族更拒绝断头台。英国人早已习惯割下“出身高贵”的头，但他们对这个问题还是很感兴趣的。

经过研究后，英国皇家委员会宣布：“我们确信，断头台导致肢体的残缺，这会冒犯我们国家的舆论。”

不过，皇家委员会在重申了好的死刑应遵循“可靠、人道、体面”三项原则后，承认断头台这种装置快速、可靠。

但是，引进一种屠杀贵族的手段，与该国的沙文主义和根深蒂固的反法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断头装置是否真的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完美？

不可否认，这种装置使人致死的速度很快，因此表现了对犯人的人道。

铡刀到达犯人颈项时的速度，是恒定加速度的两倍的平方根乘以落下的高度。如果我们已知横梁落下的高度为2.25米、横梁30公斤、铡刀7公斤、固定刀和梁的螺钉重3公斤，即共重40公斤，假如忽略摩擦力，那铡刀到达犯人的颈项时的速度为每小时23.4公里。假设阻力很小，对一个厚度为13厘米的标准脖子来说，不用半秒钟就可割下头颅。

事实是，断头台的那些机械刽子手一旦掌握了操作方法，就会创造奇迹。曾有这样一段话描述夏尔-亨利·桑松：“巴黎的断头艺术达到了顶峰。桑松和他的徒弟在断头台上执行处决时动作相当麻利。人们还以为他们请教过魔术师科米，用魔术师的方法将人类变走。他们在13分钟里杀死了12人。”

1909年1月18日，阿纳托尔·德勃莱在加莱海峡的贝突那对四个罪犯执行死刑，断头台四周的人群对他大声喝彩。

他9分钟割下了4个头，速度要慢于桑松。但在每次行刑后，德勃莱都要清洗断头台，擦亮铡刀。

然而，还有做得更好的。1928年做的一次笔录，详细地测定了时间。

把犯人交给刽子手至铡刀落下只花了40秒。1956年，法国的刽子手奥勃莱赤的一位助手告诉《巴黎竞赛画报》的记者让·凯尔：“奥勃莱赤每次都测时间，我们抓住犯人穿过门和两级台阶，将他按在摇板上，松开铡刀，所需时间只有6～7秒。我们是真正最快的一组……”

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二个断头台

断头台同时可用来成批地处决犯人。

1822年，刽子手博梅宣称：“有了这种新型的工具，只需一个断头台，同一个刽子手在一小时内可处决33人，这样的速度你们可想而知。”

高速度和可成批处死犯人成了断头台的优点。德国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在1939～1945年间又使用了断头台。

慕尼黑的施塔德莱姆监狱通常以10～20人为一批处死犯人，一共处死了1200多人。

1943年9月，柏林的帕吕琛湖监狱计划在同一天内处死300人。但刽子手们遇到了困难，他们累得精疲力竭，行走在血泊中。在第186个头颅落地后，由于已经没有了精力，只得停止了行刑。剩下的114个犯人的死刑不得不推迟到第二天执行。

在法国，监狱的办公室里聚集了十来个被允许观看执行死刑的人。

接着，包括神甫在内的车队静静地开向指定的死刑犯的牢房，以避免吵醒他人。

通常，为了更静些或为了抓走正处于睡梦中的犯人，卫兵走路时脱掉他们的鞋子。

卫兵粗暴地打开门，快速地走进牢房。战前，他们总是快速扑向犯人，给他穿上紧身衣。从40年代末开始，他们不再动手，除非遇到犯人的抵抗。一个走到牢房的尽头，另一个走到床边，第三个站在门口。

接着法官、律师和官员走进牢房，向将被送上断头台的犯人宣布他无法获得赦免。一切都在快速地进行着。

到达预定地点后，他们让犯人站到一张桌子前，写最后一封信。然后，一名法官问犯人有什么话要说，这与刑法规定的程序相一致。接着轮到宗教，一位司祭接受犯人的忏悔，假如他愿意，还让他领圣体。最后是匆忙地喝最后一杯酒，抽最后一支烟。由于犯人是通过行政方式进监狱的，也得以同样的方式出狱，因而士兵会给他出示一张犯人出狱证。

下面轮到刽子手了。他很快地将犯人的胳膊绑在背后，用绳子捆绑起脚和膝盖，这样犯人的背就弯曲了。头朝前，这样脖子可以更好地放在砧板上。假如有必要，刽子手还会剪短犯人的头发。

然后，刽子手剪下犯人衬衫的领子，以露出两边的肩膀。在首席助手的帮助下，刽子手带着犯人通过一扇门，门朝着监狱的大院，夜幕下的断头台就竖立在那儿。

犯人被置于那块85厘米高的摇动板上，板上有个1/4的圆。犯人的脖子放在铡刀的落着点上，它的运动由一种装置来控制。随着一声干巴巴的声音，承颈圆孔突然倒在脖子上。一声轻轻的哨声，接着是沉闷的撞击声，提醒人们铡刀已准确地打在了装置上。从进入死刑牢房到人头落地这一过程一般需15～20分钟。

让刽子手自己描述这最后的时刻。以下摘自奥勃莱赤的日记，罗歇·格勒尼埃在其作品《怪人》中也引用过：“我们一只手抓住犯人的一条手臂，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裤腿，拎起了他。当他的脚离开地面时，我们不用花很大力气，就像拎起一个包裹一样……我们都很了解犯人的一切动作和反应。他事先已被剥夺了抵抗的能力。”

“为了将一个顽抗的人按在摇板上，我们必须架着他的手臂。在桑泰监狱，还曾借助过下楼梯时的那股冲劲。再说，下楼梯时，能让两位助手架着顽抗的犯人整齐地行走。到楼下后，只需有节奏的两步。有了这样的冲劲，犯人自然是被粗暴地放在承颈圆孔前，并且一直滚到滑板的尽头。很少会发生重新纠正脖子姿势的情况。这些细节的整体造就了死刑的速度和可靠性。犯人被绑住后只能迈着碎步行走。我们通常让他稍稍走快点，但绳子使他很难前进。他就开始很小心地碎步跑，以防摔倒。这样小心行走经常使他看不见断头台，在还没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前，突然来到了摇板前。由于冲力，他几乎总是自己把头伸进了承颈圆孔内。我们的头儿启动承颈圆孔，合拢圆孔，很快放下了铡刀。随着一声撞击，就完成了。”

割下的头掉进了垫有木屑的大盆中，为了保护面对承颈圆孔的刽子手助手，大盆配有一块垂直的隔板。没有隔板，鲜血会溅到他的身上。好几次因为疏忽而导致发生了事故。

颈动脉被割断时，有两股血从中喷出，假如没有采取上面所述的保护措施，血可喷射到两米多远。由于突然减压，脑脊髓液从被割断了的脊椎中溅出，可喷至30厘米远。

死刑结束后，法医不用再明确死亡原因，就签署埋葬许可证。然后把犯人的头放进已装有躯体的柳条箱里。

假如许多人同时被处死，一个箱子里就会放三具尸体。这样必须有条不紊地整理，才不至于弄错他的头和躯体，一想到犯人的肌肉仍会动上1～2小时，就会令人害怕。

仪式接近尾声。一个刽子手助手在院子里满是鲜血的路面上喷洒上水，而另一些助手则忙着卸下断头台。

假如受刑者的家人要求领取犯人的尸体，就由他们埋葬犯人。如果没人认领，则由政府负责埋葬，将他装进棺材，头放在肩膀边，葬在公墓里。

极刑过后，把行刑笔录的复印件张贴在监狱的门上。除这个笔录外，媒体不得公开关于本次极刑的任何材料和信息。

我们还记得，《巴黎竞赛画报》、《快报》及其五个记者，因为详细报道了1972年11月邦唐和比费的死刑而被判刑。

5.断头台带来的人性疯狂

法国最后一个被送上断头台的汉密达·雅杜比的律师古达罗和波拉克在《世界报》上这样写道：“犯人四周围了30个人。总共持续了约40分钟。由于犯人被截掉了一条腿，为了爬上断头台，只得给他装上假肢。在这种情形下，他开始走向死亡：他拒绝了‘最后一枝香烟’。”波拉克律师则宣称：“他抽了一支，接着抽了第二支，他还想抽几口他最喜欢的香烟——茨冈烟。但一个不知是什么身份的男人，或许是警察局的一个高官回答道：‘啊！不，够了。我们是很容易通融的，这点早该想到了。’”

在断头台上处决犯人是否像它的拥护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最体面的死刑呢？或者是否像固执的英国人认为的那样，会引起最低层阶级的抗议？

我们知道，1792年4月25日，历史上第一个人被送上断头台处决，一些人以此为借口开展了令人讨厌的游行。这一天，许多人参加了这个“神奇的机器”的剪彩仪式。

然而，当人们高兴地前来参加这伟大的仪式时，对它深感惊讶，但同时也对它的速度深感失望，更何况警察用一根粗绳将他们挡在了远离断头台的地方。人们为了表达他们的失望，有节奏地一再唱着一首时髦的歌：“还给我我的木柱子，还给我！”

然而，示众架再也没有被竖起来过。吉贝尔·吉·卡朗德罗这样写道：“受难者的身份救了断头台”，“平民妇女、长裤汉看到著名的头落下，他们还惊讶地看到国王、王子、王后、将军及行政长官的头落地。”“断头台上看到死亡的愉悦，这就是它的奇迹。”

人们对断头台的迷恋程度在这里很难描述，数不胜数的小饰品、小玩意，各种物件、盘子、家具等饰有断头台和断头的场面。

断头台被当做商店的招牌，人民幸福地生活着，与断头台很亲近。法院出售成千上万的桃花心木的断头台小模型。

1793年众议员梅西埃说：“孩子们的父亲、师傅或教员经常会带他的孩子、徒弟或学生去看死刑的执行，这是给他们上的一堂很好的道德课。”

断头台脚下，不断地会出现癔病患者，他们侮辱犯人，往他们身上吐唾沫。人们热情高涨，有的测定行刑时间，有的为刽子手的精彩表演而喝彩。

一些虐待狂甚至跑到断头台旁，来分担受刑者临终的痛苦，还有许多人纯属好奇，他们面对犯人的痛苦随意取笑。

不同的断头台有不同的叫法。比如白色的被称为“处女”，漆成红色的叫“被奸污过的”。同样，爬到断头台上去也分别被称为“爬到女士身上”或“爬到小姐身上”。每天都可买到圣·吉约蒂纳彩票的中奖名单。1794年处死埃贝尔时，据当时的证词估计，参加者共有4万人。

有人认为断头台应与大革命时期的小玩意一起消失，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有一段时期，公众厌倦了看到大量的血，不再蜂拥去看行刑。到了王朝复辟时期，人们又重新喜爱起断头台，这是例外。

从卡卢塞尔到革命广场，从格雷伏广场到阿拉戈大道，从圣·雅克城到罗凯特，从圣·安托尼广场到“推翻宝座”广场，断头台不停地竖起。

高音喇叭大声叫喊着，告诉人们下一次死刑的地点、时间等。法国断头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重大时期。

1847年，12000人参加奥利亚和隆德的死刑。1870年特罗普曼的死刑有25000多人观看。后者在潘坦杀害了许多人，《小报》重新报道了他杀人的每一个细节，在该案整个诉讼预审阶段，该报每天出版，总共出了50万份。在杀人犯被处死刑后，报刊的主任米约先生邀请了500多个朋友和合作伙伴，举行了一次宴会。在宴会上，他激动地告诉大家，特罗普曼的犯罪给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他建议为“纪念这位给报刊带来好处的杀人犯”干杯。

1873年，有6万多人到场观看迈克·克拉努瓦的死刑。

1878年，勒比埃和巴利的死刑共有3万人观看。1891年，在执行死刑前三天，一些好奇者就占好了位置。

“红色弥撒”还吸引了有产阶级。在巴黎和一些大城市，人们往往以死刑的执行为借口，举行丰盛的晚宴、节日之夜和上流社会的晚会。为了观看在断头台上处决犯人，人们往往整夜在断头台前狂欢。

1888年，普朗齐尼在巴黎被处决后，有人在图卢兹的赌场上演了六场名叫《普朗齐尼事件或蒙田路的凶杀案》的哑剧。最后两场讲的是犯人的梳洗和被送上断头台处死的场面。

因为这些可耻的行为，使七月王朝动荡不安，后来把断头台从格雷伏广场移到了圣·雅克城，但这并没有使它获得更多的体面。

1870年，断头平台和十级台阶被取消了，人们看得就不甚清楚了。人们通过媒体表示了抗议，但仍旧有不少人在为刽子手鼓掌、喝彩，侮辱犯人。

1870年，当局决定把断头台移到阿拉戈大道的桑泰监狱的高墙边，并要求好奇的人群不要太靠近断头台。但几十位作家、政界人士从警察局得到了“破格优待证”，可以站在断头台边观看。

幸亏在外省还能“看到些东西”，于是人们从首都出发去外地看死刑。人们如此爱看死刑场面，以至于1899年的万国博览会期间，科克公司安排观看了两次死刑，作为其郊游项目。七辆大客车的游客去观看了阿尔贝尔托和塞利埃两个杀人犯的死刑。

1939年，在凡尔赛执行魏德曼的死刑时，政府才作出反应。那天，人们高价租了屋顶、阳台、窗口等。地面上的人群黑压压的一片，将死刑的执行变成了真正的主保瞻礼节，他们越过障碍，把手帕浸在受刑者的血中。

在这种过度的混乱前，1939年6月24日，当局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从此以后不再公开执行死刑。

6.头不是人人都有能力断的

让有教益的儆戒见鬼去吧。从此，“红色弥撒”将在墙的阴影和寂静中悄悄地进行。假如断头台的确有很快的断头速度，那它是否真的很可靠呢？从理论上讲，这是肯定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被送上断头台处决的人在经历了这“可怕的仪式”之后仍能活着。但事实上，断头台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准确，没有任何弱点。在断头台的漫长历史中，故障和事故不断出现，虽不是很悲惨，他也让人感到目不忍视、耳不忍闻。有这样一件真实的事：刽子手不幸地砍在了犯人的头上，接着他转过身来问官员：“我是不是割得太高了？”

1940年在维也纳，德意志帝国的刽子手若昂·巴帕蒂斯特·雷查尔启动了铡刀，但是那种特有的声音并没有出现，铡刀被挡在了离犯人的脖子15厘米处的滑槽中。于是犯人大声叫喊这是他无辜的证明。最后人们终于又把刀升到了支柱的顶部，第二次下滑得很成功。

居尔·罗萨是这样描述这著名的逸事的：“由于疲惫，雷查尔四肢发抖，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四个星期。”雷查尔的助手也说：“我们职业中最怕发生这样的事。”然而，的确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甚至看到一个刽子手由于未能成功地杀死太多的犯人，于1794年被推上军事法庭。

在许多“工作的事故”中，我们以刽子手助手皮埃尔·罗克的事件为例子。他为了按住拼命挣扎的犯人的头，自己的三个手指头被割断了。确实，问题一般都出在受刑者身上。我们记得铡刀落下三次后都没割断夏利埃的头，只得用刀割断。而杀害杜梅总统的凶手戈尔格沃尔夫的脖子竟比承颈圆孔还要粗大。热罗大师经常观看死刑，他指出由于铡刀重复落下，竟然扬起了木屑。

为了阻止充斥阿拉戈大道的吼叫声，必须依靠一个助手用活动扳手击昏犯人。很久以前，在吕扎尔舍，犯人的脖子是刽子手的妻子即女刽子手用刀锯断的。

1939年在凡尔赛，刽子手启动了三次断头台才处死了欧仁·威德曼。在这之前不久，在圣·纳泽尔，刽子手助手忘了提走受刑者的头。当第二个犯人将头放在承颈圆孔里时，放在他前面地上的头吓得他惨叫了一声，他不由自主地把头缩进了肩膀。铡刀将他的头从中间断开。

我们发现，随着机械的运用，断头的艺术消失了。刽子手必须有能耐，某些人认为这是一种风格。并不是人人都有能力锯断头的。

奥勃雷赤在362次行刑中是刽子手首席助手，在20多次行刑中是总刽子手，他真正是这一职业的内行，他说：“没有两次断头是一样的。”

7.断头台成为活体解剖工具

人们是否能肯定被斩首时受刑者的头马上就死了呢？几个世纪以来，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大分歧，而千万次的斩首也没有对这个令人害怕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古老的故事曾提及了用斧头处决人的某些动作，这些受刑者预先表示他们要用这种方式证明他们是无辜的。

我们还是重新回到断头台这个问题上来。有关1793年7月对夏洛特·科尔戴那颗被割下的头颅的观察，在历史上很有名。科尔戴是杀害马拉的著名凶手。一个官方证人泰然地注视着断头的场面，周围歇斯底里的气氛一点也没有干扰他，他宣称：“受刑者的头，离开身躯一段时间了，刽子手将它拎在手中。其中一个助手打了一下他的脸，脸部还表现出愤怒的表情。”

1962年2月，于连·格林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几乎一点都不了解受刑者的痛苦。但割下来的头脱离身躯后，似乎还活着。活了多长时间？不知道。它还痛苦地活着，因为一切痛苦都在大脑中。只要没有摧毁神经中枢，让人痛苦的断头台就一直在发挥作用。”

那么，这是作家的多愁善感还是生理反应呢？第二种假设似乎得到了许多医学观察的证实，在某段时间里被割下的头确实有可能仍有意识。早在1803年，在德国，布雷斯洛的一位名叫文德博士的医生就与他几十个同行一起，对一个名叫特雷的犯人的头做了试验。他写道：“汉尼什和伊林两位外科医生陪着我，他们轮流拎着头以方便我做研究……受刑者的脸部表情很安详，张开着眼睛，嘴闭着……我很快地将手指伸向他的眼睛，我看到这可怜的人头试着要自卫，他合上了眼皮……当伊林博士把他的头朝向太阳时，他闭上了那只被阳光照到的眼睛……

“为了验证听觉器官是否还在起作用，我在他的耳边大叫了两次：‘特雷，特雷……’每叫一声，合上的眼睛就又张开了，并朝向发声的地方，嘴巴也张开了好几次……我们中有人认为，这一切行为都表明他是在努力说话……他的脸部表情十分恐惧，几个助手叫了起来：‘他活着。’而我也相信这一点。”

这一时期的德国也做了多次这方面的试验，被称为“对头的独立生存问题的研究”。

在普鲁斯，每次行刑时，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冲向被割下的头。因此，1804年3月，弗雷德里克·纪尧姆三世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用被斩首人的身体进行任何试验。

20世纪初，许多科学家在有关断头台的问题上产生了很大分歧。

一些科学家认为，断头台是最人道的行刑方式，因为没有脑部血管提供血的压力，人就会失去“知觉”。即使这种压力发生了一些微小的改变，也足以让人失去知觉。

在铡刀砍断脖子的血管时，犯人的知觉就失去了，甚至在器官被切断的有关信息传到意识的中枢中心前，就已经失去知觉。

另一些科学家认为，即使血液循环被打乱，脑部仍在发挥作用，因此，当头被割下时，作用仍在持续。

这种结论的得出经过了许多观察，令人感到震惊。这意味着当头与身体分离时，头仍有知觉，那么断头台则是一种最可怕的死刑装置。1905年在蒙彼利埃，博利尤博士和犯人朗吉约在其受刑前达成一致协议，在听到他的名字时，被割下的头以低下和抬起眼睑三次作为回答。

博利尤博士在《人类犯罪档案》中写道：“像报上写的那样，头被放在颈项上，因此，我不必用手拿着。我甚至不用去碰它……

“斩首后，犯人的嘴唇和眼皮立即作出抗议，这样持续了五六秒……我等了几秒钟，抽搐结束了，脸放松了，眼皮合拢了一半，看到的只是白色的角膜，完全跟刚死或临死的人一样。”

“然后，我大叫一声：‘朗吉约！’我看到他的眼皮慢慢地抬了起来，就像生活中被叫醒的人的眼皮那样，抬得很正常、很清楚。接着朗吉约眼睛盯着我，眼光一点也不黯淡、茫然，而是活生生的，不容置疑地盯着我。几秒钟后，眼睛又慢慢地、有规律地闭上了。”

“我又叫了一声。眼睛重又慢慢地睁开，没有抽搐，只是盯着我，目光比第一次更犀利。然后，又慢慢地闭上了……”

“我又试了一次，不再有反应……一共持续了25或30秒钟。”

博利尤博士从他的实验中得出结论，他认为人被断头后，大脑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仍然活着。

他写道：“这故事并不荒诞，我只是关心生理方面的问题，假如听觉和视觉仍在发生作用，那么大脑皮层的活动也应该仍在继续。”

包括著名的皮埃德利埃弗在内的某些科学家改变了看法，在1953年给医学院的报告中，皮埃德利埃弗重申：“人被斩首后，知觉很快就失去了，尽管肌肉还在收缩，但因为大脑得不到血液的供应，几秒钟后大脑思维的功能就停止了。”

  几年后，阿尔贝尔·诺在对受刑者经过一系列研究后，写了《你并没有杀人》一书，明确地作了证明：“通过我们记录的一些细节，我们不相信我们面对的是尸体……对我们来说，断头台就像是活体解剖的工具。”

        1978年，《世界报》刊登了一位著名的生物化学家的假设：

    “我们能否这样认为，由于颈动脉被割断，动脉的搏动无法使血快速地流向头部，因此脑部滞留的血只能慢慢地通过颈静脉流出。”

    提供氧气的血红细胞呆在脑部的时间长于人们所想像的，仅凭此就可以认为由于红血球失去了活力，脑细胞就可以充分利用保存起来的氧气了吗？这位杰出的科学家认为这一假设并不是荒谬的。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德瓦约神父的证词。德瓦约神父曾是桑泰监狱的神甫，曾观看过33次死刑。让·杜拉神父曾在其作品中引用过德瓦约神父的证词。这些证词说，一个犯人在行刑前最后一分钟仍拒绝忏悔。这些证词缺乏科学的严谨性，却十分令人害怕：“他被处决后，头掉进了断头台前的槽中……犯人在短短的瞬间用祈求的目光盯着我……”

    “出于本能，我们画了个十字降福他的头。于是，他动了一下眼皮，目光变得柔和了，接着，眼睛的表情消失了。”